老曹博客

[灌水]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老曹博客 — Wed, 24 Dec 2008 15:45:53 +0800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

[转贴]肖雪慧：拉大收入差距的“涨”工资

老曹博客 — Sat, 29 Mar 2008 10:56:38 +0800

贫富两极分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对中国尤具危险性。危险首先源自中国两极分化的特殊性：“中国的两极分化不像其他同样受这个问题困扰的国家那样，一般经历了相对长期也相对自然的分化过程。我国私人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经由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对私有财产的全面否定和大规模没收，早就彻底中断。后来发生在转轨时期的两极分化非常特殊：没有经历数代人的长期积累过程，而是很短时间内通过社会财富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发生的。这是一个很不自然的财富分化过程，始终有制度上的安排在起作用，有公权力的渗透和参与。这中间，最容易触动社会神经的公正问题格外引人瞩目。”①

    这是笔者两年前谈及的财富自然积累过程被打断后因公正缺失而使两极分化发生得极为快速的状况。这种状况，如今未见改善。事实上，加剧两极分化的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不减反增。除了人们心照不宣的那些原因在加剧这种现象——譬如，机会不平等；国有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攫取私利②；国企高管自定高得离谱的年薪；征地、拆迁富了极少数穷了一大帮；合法致富阻力横生但利用非法手段暴富反而容易得多，等等——，即使一些据说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同样在继续拉大差距。比如象征性提高个税起征点，说是调节国民收入，却丝毫未改变对高收入者征收无力而使个税主要落在中低收入者头上的现实，与其说是调节，倒更像是劫贫济富；低于物价上涨指数的银行利率外加高额利息税，对余钱不多、投资无门，在银行存点钱备不时之需的人，分明意味着双重剥夺，有关部门却至今硬说利息税是在“对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进行合理的税收调节”③。

    在上述所有原因之外，名义上惠及底层的涨工资把底层推到了更困难的境地。这还不是指那个只照耀公务员的“阳光工程”（该“工程”一举大幅提高原本收入已经高于各行业平均数且福利待遇远非企、事业能比的公务员工资。这一特殊群体的工资上涨当年就引发了由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承受代价的一轮物价上涨）。此处指的是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城镇职工涨工资。对这次据称旨在改善低收入状况的涨工资，已经有人指出对低收入者是“利空”。然而何止“利空”？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张旗鼓宣传为低收入者增加工资，不声不响地大幅度增加工资高的那部分人的工资，把收入差距拉得更大，由此引发的物价上涨则把低收入者的购买力降得更低。

    怎样暗度陈仓？那就是从头至尾的黑箱操作。各工资等级的涨幅不讨论、不公开，直接打入各人工资户头。不同的行政级别、专业职务究竟涨了多少，不是局内人根本弄不明白，事后唯一可以明白的是工资越高涨得越多。其中，工资本来就高于其他公职人员、又占有最多社会资源、医疗由国家完全包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涨幅最大、甚至翻番。例如，一个月薪四千多的部队离退人员，一翻倍便达到月薪八千多。而收入很低的非垄断企业的职工每月增加一两百元，至于城市中最困难的低保户，仅象征性增加三五十，比如成都市每月210元的低保费上调了30元。

    说到低保费，忍不住要提起年初遇见的一位丈夫有严重残疾的低保户。她抱怨：电视、报纸把给我们增加30元当政绩宣传几个月了，现在也没有兑现。问街道办事处，他们说：“你们拿的低保费是人家捐的钱，别不知足！”这番话包含的沉重信息令人难以释然。政府每年的税费进账越来越高，官员开销越来越大，仅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费吃喝就耗费掉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但基本民生投入却全球倒数第一，而这倒数第一的民生投入正如公平度倒数第四的医疗一样，是很小部分人占了最大份额。这使得应该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一减再减，已经减到聊胜于无，却居然还可当成予民恩惠反复宣扬，甚至有人敢在钱的来路上蒙底层民众，被蒙者也信以为真，街道办一句抢白就让她闭了嘴，不敢多问，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应该作为权利要求于政府的。

    回到“涨”工资话题。工资高的大涨、工资低的小涨、低保微涨。不用任何高深的经济学、数学知识，凭常识就可以明白，这种“涨”法人为地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结果当然是直接加深城市居民的贫富两极分化。而跟“涨”工资形影相随的物价上涨，更陷低收入者于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少物价上涨并非市场的自然反应，而是具有行政垄断趁火打劫性质。这有事实为证。当增加工资还在传闻中，水、电、气、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便统统涨价了。涨价潮中，电价和邮资的上涨，在时机选择上，无异于算计民众。电价赶在用电高峰前夕的七月份涨了，邮资也凑热闹，赶在邮寄高峰的圣诞节、元旦之前猛涨，寄本地和外地的平信分别上涨25%和50%。邮资大涨，如今多用电脑的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大可不理睬，但年底要往家乡寄信寄钱的上亿农民工就得铁定挨宰了，喜欢节日互寄贺卡的学生也免不了当冤大头。盛夏前夕的电价上涨影响面更大。据说，为照顾贫困户，每户月用电量60度以下不涨价。但实际上穷人照样承受涨价，因为，60度根本不能保证一个家庭的最低用电；因为穷人一样是血肉之躯，气温太高要中暑，气温太低要冻出病，防暑防冻乃生存基本需要。而在四川，电价刚涨，就遭逢百年不遇、长达40余天连续高温。高温蒸烤下，用电量怎么也要大大超出60度。把60度确定为涨价线，当穷人拥有寒暑不侵之身似的，这种所谓照顾，其刻薄劲儿，跟限定低保户不得有电脑、不得有空调什么的如出一辙。

    给中低收入带来更大影响的是今年年初就开始、现今已如脱缰野马般的食品价格全面上涨。天府之国的四川，粮油涨幅在20%以上，蔬菜价格平均涨幅不低于50%，猪肉涨幅则高达150%，几个月前买一斤猪肉的钱，现在连半斤也买不到，鸡蛋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0%。这四大类商品是一般家庭的主要食品构成。如此涨幅，别说月收入仅上调30元的低保家庭，就是上涨一两百元的企业职工也难以抵御。因为对这些家庭来说，食品消费是主要支出，那点小涨或微涨的钱远不够应付食品价格的全面暴涨。但对工资增加千元乃至数千元的人来说，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他们的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原本就低，大幅增加工资数额后，恩格尔系数更低，这使他们不仅可以面对食品涨价而不损及皮毛，还在食品消费之外有了更多可支配货币、更强的购买力。

    当物价暴涨把庞大的低收入家庭置于连最低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境地，而这又是在倾斜性涨工资造成工薪者之间更严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和谐、安宁，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政府大概意识到了这其中隐藏的危险，宣布将调高低保水平、提高普遍偏低的企业职工工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政府并不打算通过遏制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特别是遏制官员耗费来实现这部分人的收入调高，而是转嫁到企业头上。这部分人的收入调高还在酝酿之中，增税计划就不明不白地出台了。据悉，大城市和乡县的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将由现在的每年2元上下分别提高为6—30元/年和0·6—10元/年。土地使用税呈数倍增加，本来已经税负沉重、平均寿命仅三年的中小民企将更加短命。而暴涨的土地使用税导致的成本上涨又迫使企业提价。提价举措不一定救得了企业，却一定会引起工资和物价的恶性循环。至于近日成都市宣布为了提高低保水平，下半年将增加税收10亿元。这10亿元将从谁口袋里掏，现在还是悬念，但没有悬念的是，这笔临时宣布要增加的税肯定推动物价上涨。

    2007-8-8

    ①肖雪慧：《财富与社会公正》，上海证券报2005年5月28日。
    ②据2005年的相关资料，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足全国职工人数的8%，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竟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③《财政部：对低收入者实行轻税政策尚不具备条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5日 12:14 中国新闻网

文章来源：天益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五]

老曹博客 — Mon, 10 Sep 2007 14:12:37 +0800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我们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另外，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30年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
　　三、未来
　　现在谈一下未来，从未来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影响力，对未来做一个畅想。
　　刚才说了，中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毛泽东是第三个中国，也就是“世界之中国”这个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年轻时有一本课堂笔记叫《讲堂录》，他在里面写道：有办事者，有传教者。就是说有思想家有实践家，他的理想是“办事者兼传教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他后来实际上既是领袖又是导师，不仅有伟大的事功，还有深邃博大的思想和精神。那么“世界之中国”要继续发展下去，毛泽东这个缔造者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人的认同的旗帜和标志。我们围绕毛泽东才凝聚起来，否则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
　　经过这30年的历史实践，我们能够观察到，如果反毛，就会反共，进一步往往就会反华，连同整个中国文化一起反。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毛泽东、共产党、中国，这三个概念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刚才讲了毛泽东对中国有三大贡献，就是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任务，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事业，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血肉相连的。所以，如果中国未来要继续发展，我们就要坚守中国的立场，就要坚持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必须树立和维护毛泽东这个旗帜和象征。这是毛泽东同未来的一个连接点。
　　刚才讲了文革的债务，但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文革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的“走资派”概念，还有“资本主义复辟”、“中央出修正主义”等等经典命题，通过文化大革命，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非常普及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家心中都被播下了这样的种子。当发生类似现象的时候，就会出现抵制的行为。所以，当出现私有化的时候，中国就发生了越来越自觉的、大规模的抵制，以至于像前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那样彻底的私有化以及共产党的领导被彻底推翻的现象，没能发生，或者说，一再被延迟。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遗产。这个遗产还将继续发生作用。这是毛泽东和未来的又一个连接点。
　　另外，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制度创新，比如《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提倡的一种管理方式。同时，还有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叫“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如果要重建一个和谐社会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要继承的，否则，就只能是一个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统治型社会。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比如“抓主要矛盾”，“看力量对比”，“弱小战胜强大”，还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这种对我们思维和心理的塑造也是毛泽东与未来的一个结合点。
　　还有毛泽东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宗师。但实际上鲁迅的语言还不是完全的白话文，他还处在古典语言向现代语言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他的白话文还比较艰涩。真正对现代白话文起到典范作用的是毛泽东。他曾经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家喻户晓。毛泽东的白话文在当年就被胡适所推崇，他说共产党人里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非常大。近代以来，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人物。比如确立英国现代语言的是乔叟，他有一本《坎特布雷故事集》；在意大利是但丁，他的《神曲》第一次摆脱了中世纪拉丁语，用意大利语写作；在德国是马丁·路德，他用德语翻译拉丁文的《圣经》；在法国是拉伯雷和蒙田。而在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他的语言影响了几代人，使汉语最终定型。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语言，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性的语言。它区别于现在娱乐界那种港腔港调的语言，也区别于王朔那种没有思想的语言。我相信，这两种语言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建，都会被人们唾弃。毛泽东对中国语言的影响，同样是他通向未来的途径，是他和未来的一个结合点。
　　还有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可以说毛泽东改造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推动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奴隶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这种历史观转换到现实政策当中就是群众路线，转换到政治实践当中就是人民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的群众路线也是对列宁主义的一个创新，我们都知道，列宁讲，要自上而下地灌输革命思想，由一小批意志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群体来领导革命，而毛泽东则强调走群众路线。这恐怕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前景。随着知识、教育和传媒通讯的普及，几十亿甚至未来更多的民众的成长速度将越来越快，民众将摆脱中世纪式的蒙昧状态。所以最广大的民众的力量将越来越大，而这也是毛泽东所展望的一个未来的远景。
　　但是，毛泽东要真正恢复它世界性的影响力，还需要一个历史契机。如果目前这种状态延续的话，毛泽东还将处于主流媒体的边缘。而所谓历史的契机，就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动。我们都知道，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后，它的成长非常快，他对能源和原料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世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他将越来越不能被现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容纳。在未来不久，大概1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增长有可能突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那时可能出现一个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将使现有的压迫性的世界，国内秩序也好，国际秩序也好，都会发生一个剧变，会出现一个广大民众反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局面。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我对毛泽东对未来影响的一个设想。
　　今天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四]

老曹博客 — Mon, 10 Sep 2007 14:11:53 +0800

文革本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但是因为林彪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一个思想人物叫顾准，他也是在70年代初开始他的独立写作的。《顾准文集》当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于1972年到74年，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根据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卷里面的记载，邓小平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坚持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开始转换成了现代化话语，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现代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我们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我们所面对的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概念在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也是因为文革失败，文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它透支了革命的理念，用过于高亢的声音宣讲革命，结果失败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务，这个债务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偿还掉。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
　　对革命的妖魔化还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后，对革命妖魔化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教科书，我们知道前一段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对革命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到90年代末以来，就渗透到了主流媒体，渗透到了电视和教科书，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革命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再一个特点就是启蒙价值的破产。
　　启蒙价值和刚才说的7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一种是启蒙的理想。刚才说了革命理想已经解体了，启蒙理想不久也破产了。启蒙理想的破产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启蒙主义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八九事件和小平南巡对启蒙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文理想的失落问题，就是启蒙理想的失落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所以《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一种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最近葛优给神州行作的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
　　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滋生了。70年代前期，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对领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我当时正上小学，不少同学当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70年代前期，林彪事件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王朔、冯小刚、葛优这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失败，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
　　同时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顺便来谈一下，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和我刚才说的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刚才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但在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所以，新一届的党中央提出了非常切合中国当前问题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非常切合中国现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三]

老曹博客 — Mon, 10 Sep 2007 14:09:19 +0800

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上述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超越和克服。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尝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也就是说对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进行改造，这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是下放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试图超越当时以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但是这个尝试我们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当然文革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对文革全盘肯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也的确试图解决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呢？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主义”是连接在“社会”后面的。也就是说，是由全民占有生产资料，由全民来享有生产成果。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国家社会主义是由一个官僚集团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由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生产成果的支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全民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说仅仅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一个民主人士叫黄炎培随团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作了交流。他问毛泽东，说他也是几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团上升然后衰落和覆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刚开始大家聚精会神，众志成城，以后便惰性发作，无法扭转。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循环？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他在建国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实施这个想法，把群众号召起来监督和批判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了一段谈话，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红色”的官僚集团会渐渐褪色，会变成“白”，渐渐还可能变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决“改变颜色”的问题。旧中国的劳动者曾经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解放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个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了市场对人的支配之后，要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解决国家和政府对人的支配问题。要实现最彻底的解放。
　　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发达国家，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对西欧。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那里面有一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影响。罗马的公安局长每天收到报告说，今天在大街上毛泽东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林彪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当时中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头脑能思考的人当中。你们现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当时日本大学生YX，高举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牌。文革以后，很多人从个人崇拜，从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美日欧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这样洗脑的条件的。如果说有洗脑的话，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脑。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泽东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另一方面，反过来讲，文革也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境，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的第一大不足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体现在概念的混乱上。比如说“走资派”这个概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全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说，邓力群前几年讲过——他是一位很重要的党内理论工作的组织者和理论家，80年代初做过中宣部部长，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主编。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走资派，现在遍地都是走资派。他说的前一半我赞同。在60年代的中国，的确没有字面意义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党内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官僚主义问题、修正主义问题。所谓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在工作上是命令主义，在生活上是搞特权。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改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初衷，修改中国共产党一些基本原则，这也是存在的。可以说，如果沿着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划一条延长线的话，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后必然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至于出现资本对人的支配和压迫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1966年，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的确没有出现。
　　所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或挫折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因为概念的抽象而导致打击面过大，导致文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策把握得非常不严谨。另外，解决资本和市场对人的支配是第一次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话，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权力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使人们在这个权力体系中更平等，它要解决的不是资本的问题。所以“走资派”这个概念混淆了二次革命和一次革命的界限。当时毛泽东有一个提法叫做“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提法出现的频率不高，但的确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它直接针对的是国家，是权力。但是这个概念又完全和地富反坏这个第一次革命的对象所混淆，所以造成了打击面过宽。
　　这都是文革受挫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严重不足，整体力量非常弱小，尽管人很多，但组织能力和思想能力非常差。在和官僚集团进行博弈的时候远远不是对手，所以很快就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个混乱局面一出现，文革就被认为是搞错了，所以就匆匆收场。实际上文革很快就收场了，在1967年收了一次，在1968年收了一次，在1969年又收了一次，最后一次收场是在1976年。
　　所以，人民要克服资本的问题，要克服权力的问题，真正需要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否则的话，再发动任何形式的革命，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
　　二、现实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毛泽东，或者说，失去毛泽东后我们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讲一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现代工业体系。经过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国际环境。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这就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们知道，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
　　在1971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政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9月13号林彪出逃，即林彪事件。我们都知道，林彪在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他的这个地位甚至被写进了1969年中共九大重新修订的党章里面，这个党章写道：“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写法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1971年林彪叛逃。这样一个对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出现了这样一个逆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打击非常大。文革理想在这个事件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动摇。革命的理念，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70年代初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1972年到74年，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这是很前卫的，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有人在做“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有人在写《历史哲学》，还有人在做“中国社会调查”。实际上，这些都反映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重新反思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二]

老曹博客 — Mon, 10 Sep 2007 14:13:37 +0800

但是，在近代，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很不成功。这一次转型的物质基础是大工业体系的出现和传播，也就是英国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出现了崩溃式的局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母题，就是富国强兵，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一直没有成功。从这个母体派生出了一系列的子题，比如现代化问题，比如革命问题，比如改革问题，等等，都是从富国强兵这个母题当中派生出来的子课题。而毛泽东呢，正是在解决这个近代史母题的过程中，面对这个母题，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很有意思，大概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近代”与“现代”的区分。你看英文就只有一个“modern”，它在中国有时候译成“现代”，有时候译成“近代”，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中国呢，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点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说从辛亥革命开始，又说从1949年开始，但总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是区分开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区分？按我的理解，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走了两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这条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则是“现代”。不管是从辛亥、从五四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都是这样一个区别，下降的过程与上升的过程,一个是“亚洲之中国”崩溃的过程，一个是“世界之中国”建立的过程。而毛泽东，正是站在这个“近代”与“现代”转折点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有三个历史贡献：第一个是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在毛泽东以前,中国已经被列强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过去的藩国和领土一块块丢失，比如过去的琉球、朝鲜、越南、缅甸。领土比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亚和台湾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丧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当时的谭嗣同已经在“筹办亡后之事”，就是认真考虑和筹划中国被灭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国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当时的精英看来，亡国已经是非常急迫、非常现实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真正实现了独立，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尊王攘夷”，或者近代所讲的“驱逐鞑虏”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严格说还不是1949年，应该说是1953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通过和列强即“联合国军”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风，才让列强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
　　在朝鲜战争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鲜，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淮军与新建不久的日本陆军相遇，淮军从朝鲜的牙山溃退到平壤，再从平壤溃退到鸭绿江，一溃千里。而过了50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中国农家子弟，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和武装，就把当时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中国的国力同“联合国军”中为首的美国相比非常悬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在19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8分之一，美国是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在当时最能反映工业水平的钢产量方面，双方悬殊更大，美国是8780万吨，中国是60万吨。
　　所以，当时身经百战的领袖群体在讨论是否要出征朝鲜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天才，都是不主张出兵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考虑了3天时间，不管有多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出兵。他的战争意志和战略判断被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强大得多，苏联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而且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刚开始斯大林答应苏联只出空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军也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美国进攻苏联，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决定。他和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讲，让他转告毛泽东苏联不出兵了，并且说，让金日成同志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吧。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坚持出兵。回忆录讲，当时斯大林感动得流泪了，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所以说，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在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就被比较出来了。斯大林也是个钢铁般的巨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文里就是“钢”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朝鲜战争这3年，中国打得非常艰苦，牺牲了10多万人，而美国的战争意志始终没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军队的战争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经常出现整师整军被围歼，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这就表明战争意志被打垮了。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里，他讲了中美两军武器装备的对比。他说，美国一个军3个师，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数量是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也是3个师，火炮数量只有36门，也就是说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足。在朝鲜战场上经常是美国的一个团被包围，但是最后还是突围出去了，而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最多全歼的美国军队就是一个营，因为美国火力太强了。由于志愿军与美军装备的悬殊，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但1953年还是取得了胜利。所以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国。这是因为朝鲜战争树立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所谓“打得一拳开，百拳不再来”，如果第一次挑战你不敢勇敢面对的话，就会像1840年以后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不断会有人来打到中国头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生存之战，说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把朝鲜战争的功绩考虑进去。
　　从朝鲜战争又引出了毛泽东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朝鲜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现代工业。所以当初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理由就是中国没有空军，没有现代工业。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特别是如果前进到平壤一带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将面临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1952年，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摸工业建设。
　　从历史上看，中国至少有三个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因为秦始皇的长城在北方的线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叠。再往北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建立农耕文明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工程，后来历朝历代又不断翻修，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
　　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沟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时间。我们看《水浒》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写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华，都是沿运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运开始盛行以后，运河及其沿岸才开始衰落。
　　还有一个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工程在1952年启动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从轻工业而是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其他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当时中国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目标是建设现代国防，也就是为了避免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对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知道，常规的工业化过程，比如英国，是从纺织业这种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机器制造业这样的重工业。而中国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国实现了用导弹发射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4月中国卫星上天。也就是说，以“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成果，“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命运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规模甚至还不如比利时。比利时我们知道面积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湾省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还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世界工业六大强国的行列。1952年，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工业只占30%，农业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当时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第二大贡献。
　　毛泽东还有一大贡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说社会主义首先要讲一下资本主义的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经济人”为基础，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不但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并且在个人心理上形成了极度的焦虑、压力和紧张。
　　建国初，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恶性竞争，那么它造成的惨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么有限的资源会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个状况。1949年之前，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启动，迟迟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了多次都进展及其缓慢，并且不得不中途停下来？除了战争的干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费阶层占有并无谓地消耗掉，有限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工业建设中；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就是消灭了这个高消费阶层，把他们原来占有的这点资源拿过来，投资中国的新工业建设，奠定了中国新工业建设的基础。今天我们中国又有了一个高消费阶层的，如果这个高消费阶层提前50年出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容纳这个高消费阶层，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中国的财力和物力能够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背负这样一个高消费阶层。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强烈推荐—转贴][一]

老曹博客 — Mon, 10 Sep 2007 14:06:19 +0800

开场白
　　非常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讲座题目稍有一点出入。“未来”只是今天讲座的一个视角，我是想从三个角度来讨论毛泽东，就是历史、现实、未来。所以题目应该是“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
　　大家都生活在网络时代。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从网上搜索了一下，想用一种类似统计的方式，看毛泽东在今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在百度输入“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条目是1780万。我们可以和其他几位重量级人物作一个对比，邓小平是1100万，****是659万，胡锦涛是1200万。这里有个原因要说明一下，大家看主流媒体，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并不高的。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而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可以说只字未提。比如《XX报》，在9月9日这一天提前两天纪念911事件5周年，提前了一天庆祝教师节。但是我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对毛泽东一个字没提。我想这不是一家报纸的偶然行为，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安排，就是说不要“炒作”，不要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据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纪念诞辰，而不纪念忌日。但其实那天还是有相关新闻可报的，比如9月9日我的一个朋友去了韶山，他给我发短信说，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再比如，那天有一个朋友去了毛主席纪念堂，他说去纪念堂的人非常非常多，鲜花也堆积得跟小山一样。他还说，那天不止一个人，包括他本人，在见到毛主席遗容之后失声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事情，它们是有新闻价值的，但在许多主流媒体上的确保持了沉默。
　　对比起来，网络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的心理，所以刚才说的搜索出来包含毛泽东的条目数量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民间的心理和意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上也大量转载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毛泽东由于在主流媒体上是比较边缘的，所以，如果主流媒体是另一种情形，那么网上搜索出来的毛泽东的条目肯定不止1780条，应该更多得多。在职的领导人搜索出来的条目也很多，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正在执政的党政军一把手，有关的新闻报道就非常多。所以，如果换一个环境来看毛泽东的话，他所显示的影响力可能就要比现在搜索出来的大多得多。
　　举个例子，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为了迎接新千年到来，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咨询了几十名专家意见，在几百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中，选出100个伟人中的伟人和影响力最大的100个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是从1001年到2000年。后来他们编成了一本画册，叫《人类1000年》。在这本画册里，没有罗斯福，也没有华盛顿，没有丘吉尔、戴高乐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出现了两次：作为历史人物，他出现了一次；作为历史事件，他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出现了一次。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和刚才百度的搜索结果作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放在一个也许更客观、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里，毛泽东显示的影响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角度是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
　　一、历史
　　要谈历史，我们首先要画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否则，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我们上中学就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一般的分期我们都知道，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分期方式。但实际上，大的历史分期可以有很多种。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章，叫做《中国史叙论》，这是梁启超为他打算写的中国通史准备的一篇导引。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分期，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他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叫“中国之中国”，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从中原或周边地带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几千年历史。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他叫“亚洲之中国”，也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开始和周边的国家、民族的交往、贸易或者战争，比如和周边的匈奴、鲜卑、突厥这些民族还有像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一直到1793年，这一年，一个英国的使团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岁诞辰祝寿，这个使团为首的是马戛尔尼。1793年，这是梁启超认为“亚洲之中国”结束的一年，他认为从这一年起中国突破了亚洲范围，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从此“世界之中国”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这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
　　我大致采用了梁启超的这个分期，但是对第三部分做了一个调整，我认为“世界之中国”还是应该从1840年开始。梁启超以中国同西方交往为标志，我是以中国的生存危机为标志。正是从1840年起，中国失去了它古典时期的传统地位，被列强用坚船利炮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牢笼当中。所以，还是应该把1840年作为“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分界点。
　　这三个中国之间有两次大的转型。“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的分界点，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这次转型的物质基础和原因，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
　　各种历史书籍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公元前1200年，中东的赫梯帝国灭亡，它的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方式，开始向四面八方流传。在大约公元前800年传播到印度，公元前750年传播到中欧，公元前600年传播到了中国。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战争的力度和规模突然加大了，所以之后的时代被称作“战国”。《中国战术史》指出，战国时期，“铁质乃至钢质武器大量出现并用于战斗之中。”在春秋中期的时候，所谓战争还是像大规模械斗。所以我们都知道公元前638年有一个宋襄公的故事，他要等到敌人楚国的军队顺利渡了河、列了阵之后才向对方发起进攻，这都是以前诸侯贵族械斗的一种遗风。但是战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了新的物质基础，铁器被使用到了战争中，它的坚韧和锋利程度远不是过去的青铜器所能比的。
　　铁器的传播和使用带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大转变，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有古罗马帝国出现，在印度，有孔雀帝国出现，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残酷的大规模战争，产生了一个大帝国。在中国，首先是战国七雄出现，它们的政治体制已经非常接近秦王朝。最后是秦始皇统一，一个超级帝国。
　　铁器的出现是第一次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非常成功地应对了这次转型，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制度创新，就是从西周的封建制转换成了秦汉的帝国制，或者叫郡县制。西周是分封制，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被层层分割。所以某一个统治者，某一个统治集团，它所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有限的。假如中国社会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在公元前后，中华文明很可能就被南下的匈奴所消灭。因为当时匈奴正在强盛起来。我们看现在的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中国的北部是没有小国的。因为在这个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彼此争夺的地带，小国无法生存，小国或者被灭亡，或者成长为大国，成长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在匈奴南下之前，秦始皇抢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说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对外抵制异族入侵，对内治理自然灾害，同时也结束了长期的内战。
　　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转型。在这一次成功转型之后，中国就形成了“亚洲之中国”，成了亚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向东影响了朝鲜、日本、琉球，向南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向西影响了中亚。在古代世界，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发达国家。当时的中国人口常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4年12月，我去开封，参观北宋皇宫的“遗址”。现在开封至少有三层，第一层就是现在的地面；第二层大约在七八米以下，是明朝的开封，崇祯15年在李自成起义军久攻不下之后，引黄河水淹没了；再往下是北宋的开封。当时同行的人都非常感慨，在1000年前北宋的时候，就在脚下十几米，当时那可是世界最繁华最富庶的地方，现在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两个城市加起来都不足以和当时北宋的汴梁相比。这也是从秦汉一直到清朝，中国在世界上一个大致稳定的位置。

[转贴]陈志武：我们正在失去历史机遇

老曹博客 — Sun, 26 Aug 2007 17:59:09 +0800

今天中国人的自信与扬眉吐气是25年前所无法比的。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私有产权基础，很高的GDP或许能加强一个国家的“以官为本”，但不能实现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陈志武

我们缺乏来自市场的教训

郭宇宽：这一波中国大陆的牛市，有很多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现在股市要涨一片红，要跌一片绿，像做过山车一样，说是疯狂也不过分。

陈志武：中国股市好像一直离理性状态比较远，这是事实，我想这是因为中国投资市场的封闭性以及政府过度管制，给老百姓作为投资者的选择太少了，所以只能挤在一堆赌。

郭宇宽：你怎么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中国股市的理性好像还停留在蒙昧阶段。

陈志武：我们缺乏真正深刻的教训，要培养成熟的市场就是要让投资者分享市场的红利，同时也接受市场的教训，按市场规律办，该赔的、该倾家荡产就要倾家荡产，这样才会形成理性的投资氛围和负责任的投资者。在什么都以“社会稳定”为第一原则的情况下，太多对上市公司、对证券公司、对投机者的溺爱，只会让股市脱离上市公司，让股票是一个世界、股票发行公司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各自互不相干，股市就完全成赌场。

郭宇宽：我有点儿不同意，中国股市其实也一样有教训吧，有些股民过去几年给搞的欲哭无泪的也不少，不过很反讽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往往是感慨"中国还是政策市。"这种教训好像就是让老百姓更加不理性，更加放弃独立判断，相信要跟着政府这个大庄家跑。

陈志武：对，我说的就是特别缺来自市场的教训，比如大陆股市有些上市公司，连年亏损，按公司法早该退市，就搞出个ST 股，ST了好久，又搞出一个SST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

这种羞羞答答的文化对于证券市场是最可怕的，我们的一些官员非常得意地用一些政策手段，比如动不动发个人民日报社论，把股票指数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调控能力为自豪，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让人除了跟踪政策信号之外没法去对投资决策太认真。

郭宇宽：有一些现象是这一轮股市浪潮中，还有一个现象，尽管巴菲特变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我所知道的一些基金经理都开始费心打听内幕消息，没有人敢标榜自己象巴菲特那样依赖公开的信息来做研究，那会被当作傻子，而在西方被当作过街老鼠的"内幕交易"在中国要打击也是不疼不痒。

陈志武：这就是非理性的"政策市"的恶果，大量的炒股者依赖内幕消息而发财，而且这样政府做庄蕴藏着巨大的败德风险，因为绝大多数内幕消息都来自于政府部门。"政策市"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政府内幕消息上，而不是放在追踪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上。

郭宇宽：早些年一些地方政府把一些濒于破产的垃圾国有企业"包装上市"，这也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内幕交易吧。

陈志武：当然，这样严重透支了政府的信用，一个股市能够成长起来的核心就是信用，你说股票就是一张纸，如果不讲信用，凭什么能这么值钱？有些人垄断了内幕信息并优先于大众获利这是绝对不能容忍。在美国证券界的从业人员，自己不能开股票账户，像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不仅自己，连家属都不能碰股票，被发现是要坐牢或被处罚的。我记得美国曾有一个送报纸的伙计，因为提前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抢先买股票套利，结果都被以内幕交易起诉。这种道德要求不知道今天中国有多少人能做到。

股市和创业的渠道没有打通

郭宇宽：我琢磨这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解决的出路，除非能把老百姓处于不安全感而投机的资金，引导到创业上来，让大家对未来产生坚定的投资信念，否则任何通过紧缩信贷一类的手段来降低流动性，对经济产生的作用都是杀伤性的。

陈志武：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而且让老百姓都来创业也是解决目前经济发展瓶颈最有效的方法，更多人创业必然意味着更多就业机会、收入机会。

郭宇宽：但我前些日子盘算了一下，我身边这些朋友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挣的钱比不上炒股票，或者买房子增值的利润，我想这个社会心理能不失衡么？还创什么业呀？干脆大家都不干活了，专门炒股票吧。这对社会效率的损失会相当大呀。甚至我有一种朦胧的担心，如果大家都把精力用到研究怎么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会形成另一股新的专制力量。

陈志武：这种坏的可能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在中国已经现实发生，但其实这不能怪人们炒股，炒股投机对经济也极为重要，从一定意义上帮助市场分摊风险、提高股市流动性。证券市场的繁荣本来可以产生很多很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就是前面说的鼓励大家都来创业，这种逻辑完全是成立的。股市一牛，我们一看，哇，公司股票上市能赚这么多钱啊，马上热血沸腾，我也来办企业，大家都办企业，哪怕从开小店开始，因为虽然炒股可以赚钱，那只是赚小钱，但在股市热潮中，更赚钱的方式还是自己创建公司，然后让公司上市，这最赚钱，而且是赚大钱。股市的这种拉动效应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充分激发出来。很多人研究美国的证券市场历史，都把眼光只盯在证券市场本身，而忽略了美国历史几次大牛市，除了投资者和投机客获利以外，每次都伴随着全社会的创业高潮，这样，社会资源向更优化的方向配置，每次推动新一轮技术革新。

相比之下，中国这次股市热潮，鼓励了多少创业？除了带动赌场热以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正面的拉动效果？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这么畸形？关键在于中国股市的上市机会主要留给了国有企业，给真正的民营企业上市机会极少，证监会把民营企业上市通道堵得很死，这样一来，不管股市多么疯狂，没有几个人会想到自己也可创业、创造股票供应，以此从股市热中赚大钱。于是，中国股市对正面创业的拉动效果就死了。

郭宇宽：可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真正创业型，创新型的企业为什么大都是海外上市呢？

陈志武：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股市在公开鼓励一种奖劣罚优的文化，股市被政府垄断，以后大量上市指标给与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老百姓也没有太多选择，有限的投资渠道都集中到这里，这个"壳"就变得很值钱。只要上市，好企业坏企业没有区别，成了一种奖励机制，政府实际上在用这种方式奖励垃圾企业，奖励垃圾企业的方式给全社会塑造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这种好坏不分，而且通过奖励垃圾企业实际上是变相惩罚了好企业和好经理人，把这个市场变成一个没有公道的地方，最后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逼着好的企业要么远离、要么也跟着学坏，因为那些老老实实办企业的人心理太不平衡了，走外门邪道，赤裸裸寻租的人都发财了，我干嘛当傻子呢？结果，好的民营企业只好到境外上市，而那些能到海外上市的行业恰恰是中国现在创业最热的行业，真正受到股市的拉动。

郭宇宽：我有时候很困惑，我在中国经常发现一些完全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它们有很棒的基因，比如做一个民间小老板，不靠后台，做豆瓣酱能做成全国名牌，搞一个火锅店能搞成全国连锁，这样的企业应该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我假如作为投行，帮这些企业上市应该是很好的生意，作为证监会放开让这些企业上市对于优化国家经济结构也有好处啊。

陈志武：这个问题让我们都困惑，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要去问政监部门。比如，搞餐饮的俏江南就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企业，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他们也要跑到境外上市了。不过，去年商务部出台的限制外资并购、限制国内企业资产外卖的文件，现在把到境外上市的路也卡住了。于是，出现的局面是，到境内、境外上市都难，抑制人们创业的出路，逼着更多人只有去投机国有企业的股票了。

中国的股市文化很不健康，最好的从股市获利的方法，其实是激发更多人去创办企业，然后有顺畅的途径到证券市场上市，让创业者有机会兑现成功的果实，让投资者分享利益，而不是全国的人都围着就那么几只投资价值不高的股票，赌来赌去。中国这次股市浪潮，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投机浪潮，没有起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可以说我们正在和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郭宇宽：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国有股回归上市，大概至少能给股民选择机会多一些，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也是我所忧虑的，大量国有企业跻身政券市场，证券市场的跷跷板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造成证券市场的规则更加不公正，因为证监部门、执法和司法部门恐怕会很自然地倾向国有企业，有的国有企业垄断不仅损害社会效率，而且它太庞大了，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是副部级，也使检察机关要监督查处这些企业非常困难，这样的证券市场必定是非常混浊的。

开放和制衡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出路

郭宇宽：金融这个行业通过这次牛市能够看出来，一方面是个明星行业，一方面规则有不透明的地方，一个人投资水平高低很难讲，不能像超级女生一样一比就大致比出个高低。一个中国人假如有了巴菲特这样的名声，他简直可以闭着眼睛赚钱，因为一旦消息传出来，"巴菲特买了某只股票"大家都会去追捧，股市上的愿望是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他的手指就成了金手指，这样我觉得金融行业的强大很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封闭，垄断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贵族联盟，他们存在败德风险的诱惑会损害公共利益。

陈志武：金融业败德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金融票据或证券是脱离实物财产之外的产权证，所以容易做假，也容易被人炒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向强调要有一个独立高效的司法体制和开放自由的媒体。比如，前几年纽约州检察官Spitzer,就把一些大券商整得够呛；而独立的传媒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比如安然事件里，六亲不认的传媒就发挥着主导作用。只有这几支取向不同的独立力量，在一个宪政框架下相互博弈，产生制衡作用，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架构，任何一支力量如果不受制衡地独大，也许短期可以，长远而言对社会都是危害巨大的。

另外金融行业自身要足够的开放，对民营企业和外资开放，尽可能鼓励竞争和人才流动，才会健康，才可能减免这些负面影响。

郭宇宽：说到金融行业的开放，我在中国金融服务方面有些很怪的经验，比如我们银行利息很低，存在里面是亏本，我前几年就想过，比如说孙大午鸡养的好，我又信任他的人品，他需要融资，而且愿意付给我比银行更高的利率，或者让我入股，我觉得这对国家，社会，企业家和我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呀。

陈志武：这当然是最简单的，最朴素的常识了，但是中国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实际是政府和裙带机构垄断的，银行付这么低的利息，同时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都要比利息高，这实际是悄悄的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转移到政府的钱袋子里，一种变相的收税手段，更可怕的是金融业被政府垄断了以后，国有银行不仅付的利息低，而且我还不允许其他人付高利息来抢我的生意，这是非常糟糕，保障的是垄断利益，牺牲的是社会福利和效率。金融市场在官方垄断下，往往会出台一些非常奇怪的政策，倾向于把行业进入的门槛设得很高，让其他人进不来，还有就是对本该由市场定价的东西给它限定死，比如，监管部门居然给开放式基金的管理费和手续费设置下限，让基金投资者无法享受竞争的好处，给券商的投行收费比如前两年的股改咨询费也设下限，这简直太奇怪了，一般说，因为怕服务提供商的垄断地位让它们随意涨价，监管部门倾向于设置价格上限。在中国的金融业，监管部门却往往设置下限，直接剥削老百姓，不可思议。

郭宇宽：可我们政府的考虑也有它理直气壮的一面，政府统办金融，门槛高，成本高些，至少可靠性高些吧，政府不垮台，帐总还在吧，而民间风险会大一些，看到报道上一些集资让老百姓血本无归的也有，当然很多民间集资也有被妖魔化的成分。

陈志武：那是政府挤压市场的结果，政府管制越多、越严，市场规律就越难有机会发生效果。在一个高度管制的社会里，即使民营企业也会把精力放在搞通政府关系上，而不会去全力以赴建立、维护自己独立的信用，因为搞通政府关系后，即使自己企业没有信誉也没关系，反正有行政部门帮忙就行。所以，政府管制越多，反而人们更会依赖国有企业、依赖政府了。如果永远是政府全能操盘，就会南辕北辙，民间就没有发展空间，越走越偏了。

开放集资途径好处很大，拿我所在的康涅狄格州的地方法律来说，对私募基金，只要集资在2000万美元以下，人数不超过99个人，政府根本不会干涉，完全由合同法来约束投资方和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就算是超过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备案登记而已，总的来说政府没有什么在执照这些方面可以卡老百姓创业的地方。这就给这个社会的创业带来很多便利，社会资源的游动也更加有效。

郭宇宽：中国估计很多人会不同意，觉得不符合中国国情，搞乱了怎么办？

陈志武：只要这个社会媒体足够自由，信息充分流通，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而且这样的社会会更加有自我责任、有契约意识，大家干什么事，一开头就要想好把合同签订好，合同就是要把最坏的情况都考虑到，一旦交意出现纠纷比如原来预想的投资失败了，那咱们就按合同办。这样，社会才能培养起来一种契约精神。而且这样的社会才能培养起一种信用意识，因为金融领域信用是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要是都觉得你人品不好，或者你过去有坑朋友的劣迹，现在有互联网一下就传开了，谁还敢投资给你？每个人和公司都要对自己的信用负责任。

（发表于200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

陈志武：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1986年国防科技大学硕士，1986年赴美国留学，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究竟是以你的数据为准，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感受为准？

老曹博客 — Tue, 28 Aug 2007 07:58:24 +0800

据中新网8月21日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先生一方面说“食品价格上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又解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居民生活每人每月增加支出12元左右。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2％(每人每月增加收入146元)，农民现金收入增长 13.3％(每人每月增加收入52元)，因此大多数居民家庭可以承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看了这则报道，心中颇有些感慨。一方面是佩服我们国家的统计部门数据计算的如此精确。另外一方面也生出几点疑问，想借此唠叨唠叨！如果按照我们曹司长的话来讲，我们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都属实的话，我们目前的价格上涨的确是在居民家庭承受的范围内。但问题来了，究竟是国家的统计数据真实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老百姓的感受真实呢？我个人前不久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在这和大家说说，八月初的一个周末我去欧亚超市买些吃的东西，顺便想买点肉。当我一个一个地去问卖肉的专柜工作人员肉价时，我得到的回答是一家比一家贵（我还是询问最普通的五花肉，最贵的达到三十元每公斤）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要不要再吃肉了？说真的，这些年来我还真是第一次在买不买肉的这个问题上花时间去考虑。为什么？我感觉有些超出我的承受能力（这个能力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心里方面的;另一方面当然是经济方面）我目前所在的城市是长春，在全国的经济排名中属于居中靠后的城市，我的个人收入在这个城市就业人中自认还算中等，尚属于白领族吧！但今天在吃不吃肉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那么对于那些更多收入不及我的城市居民来讲，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更多的考虑呢？我想那是肯定的，因为近一段我周围的朋友反馈给我的都是现在物价涨的令人实在是无法容忍。在吃这个问题上花的思考时间越来越多。因为这日子不算计着过真不行啊！对于每个月我们的工资基本总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花在这方面的钱多了，必然花在另外一方面的钱就少。物价一方面在不断飞涨，可是工资并没有感受到像曹司长说的每月增长14.2%，你说这是咋回事呢？思来想去，想到一点缘由，工资涨可能是真的太涨，但涨的对象只是国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是一些国有企业在按照这个增速在涨，可是这部分就业人员能占到整个城镇就业人员多大的比重呢？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城镇当中实际占就业人数最大的还在于私营企业，而在私营企业打工多年的我来讲，工资涨不涨关键还得看工作成绩。而近几年私企在用人方面大都一向非常苛刻，别说涨不降就不错了。

另外对于曹司长又提到的农民每人每月增加收入52元这个数据，我更是感到奇怪，南方农村我不是很清楚，对于北方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每年主要收入主要来源于一年一度的经济作物的出售。整个上半年基本都是一直处于支出状态（我家原来就是在农村，现在也有亲属在农村，所以他们的收入来源和情况我是了解的），所以这个增长不知是从何处而来。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我们政府官员还是不要随便拿我们老百姓开涮的好，我们也相信国家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的，如果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暂时不能很快见效，我们也能理解，毕竟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经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承受能力倒还真是有一些。但关键是犯不着用这样的数据来老百姓算帐，得出一个大多数家庭是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结论，毕竟比起百姓心中的自己那本帐，曹司长算的那本帐让人觉得还是不够真实。还有了，曹司长最后也说了大多数家庭是能够承受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另外一半话意思也表明其实还是有一小部分是不能承受的。所以这一小分部人吃肉的权利就只能先放一放了，等着我们国家的惠补政策落实之后来再吃吧！

[转贴]“穷的只剩下钱”的垄断企业该醒醒了

老曹博客 — Sun, 26 Aug 2007 13:53:02 +0800

穷的只剩下钱”的垄断企业该醒醒了    金羊网 2007-08-25    陈一舟

    8月23日，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石油披露：尽管上半年国际油价下跌，渤海湾遭十年来罕见暴风雪，但仍比去年同期多赚11亿多，达818.3亿。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司调整了员工薪酬导致员工酬金成本增长了三成多，金额达54亿。（《京华时报》8月24日）

    前一段时间，中石油等能源巨头还以“成本抬高”为由向国家发改委提出涨价申请。而时过不久，就公布出半年获利818.3亿、员工薪酬增长三成的利好消息。高额的暴利，又一次验证了“垄断必有暴利”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也让世人再次领略了这些垄断巨头利益至上的“垄断风采”。

    从年初开始，国内农产品、资源型产品价格一路上扬，给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这种特殊时刻，作为国有垄断企业，理应发扬风格，自觉为国家平抑物价出力。然而，中石油们却无视民生，趁机跟风提出涨价要求，叫嚣“再不涨价就要亏损”，颇有些“逼宫”的意味。事实上，不涨价会亏损吗？非也，没提价依旧狂赚800多亿就是一个明证。

    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对企业而言，除了盈利的经济责任之外，还应有反哺社会的责任。在遵守法律的框架内，基于企业伦理和管理道德，企业尤其是像中石油这种“亚洲最赚钱的”的国有垄断企业，更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中石油做到了吗？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以整体价值最大化和社会财富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即在利益相关者满意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化价值，已经是必然的经济趋势。利益至上，一丝半点的利益都不愿意回报给社会，反衬出企业伦理的不健康、管理道德的缺位。对于那些眼里只有利润的垄断巨头们来说，恐怕也是“穷的只剩下钱了”。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垄断并不可怕，垄断霸权最终会扼杀自己，因为霸权总是会变得傲慢和过于自大，总是会促使其他力量团结起来以对抗霸权，霸权自我摧毁的力量最终将毁灭自己。面对这一忠告，诸如中石油这样的垄断企业是否该醒醒呢？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