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10 |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清华的演讲[四]
文革本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但是因为林彪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一个思想人物叫顾准，他也是在70年代初开始他的独立写作的。《顾准文集》当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于1972年到74年，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根据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卷里面的记载，邓小平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坚持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开始转换成了现代化话语，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现代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我们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我们所面对的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概念在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也是因为文革失败，文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它透支了革命的理念，用过于高亢的声音宣讲革命，结果失败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务，这个债务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偿还掉。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
对革命的妖魔化还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后，对革命妖魔化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教科书，我们知道前一段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对革命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到90年代末以来，就渗透到了主流媒体，渗透到了电视和教科书，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革命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再一个特点就是启蒙价值的破产。
启蒙价值和刚才说的7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一种是启蒙的理想。刚才说了革命理想已经解体了，启蒙理想不久也破产了。启蒙理想的破产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启蒙主义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八九事件和小平南巡对启蒙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文理想的失落问题，就是启蒙理想的失落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所以《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一种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最近葛优给神州行作的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
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滋生了。70年代前期，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对领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我当时正上小学，不少同学当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70年代前期，林彪事件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王朔、冯小刚、葛优这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失败，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
同时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顺便来谈一下，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和我刚才说的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刚才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但在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所以，新一届的党中央提出了非常切合中国当前问题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非常切合中国现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在1975年以后，现代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我们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我们所面对的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概念在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也是因为文革失败，文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它透支了革命的理念，用过于高亢的声音宣讲革命，结果失败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务，这个债务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偿还掉。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
对革命的妖魔化还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后，对革命妖魔化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教科书，我们知道前一段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对革命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到90年代末以来，就渗透到了主流媒体，渗透到了电视和教科书，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革命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再一个特点就是启蒙价值的破产。
启蒙价值和刚才说的7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一种是启蒙的理想。刚才说了革命理想已经解体了，启蒙理想不久也破产了。启蒙理想的破产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启蒙主义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八九事件和小平南巡对启蒙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文理想的失落问题，就是启蒙理想的失落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所以《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一种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最近葛优给神州行作的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
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滋生了。70年代前期，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对领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我当时正上小学，不少同学当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70年代前期，林彪事件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王朔、冯小刚、葛优这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失败，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
同时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顺便来谈一下，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和我刚才说的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刚才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但在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所以，新一届的党中央提出了非常切合中国当前问题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非常切合中国现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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